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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|杨光磊:口口相传的东西才能带来完全不同的世界

  发布于 2019-10-05   阅读()  

  科班音乐出身的杨光磊一直骄傲于自己学院派的纯正血统,直到在世博现场听到巴基斯坦音乐家阿西夫·阿里·汗(Asif Ali Khan)。

  “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无法理解,他唱的每一个音我都唱不准。”后来他才知道,那个地区把12平均律变成23律,“那些微分音都在钢琴键盘的夹缝里,在我们看来就是不准的,但他们唱出来就是那么好听”。吃饭的时候,Asif一句一句带着他唱,“这样我才能稍微跟上”。

  这样,成长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被完全打破。“我心悦诚服,原来口口相传的东西才能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,而这些东西一旦被现代技术捆绑,会产生很大的问题”。

  2008-2010年期间,体制内人士杨光磊在上海世博局的支持下开始做上海世界音乐周。当时他仍在上海轻音乐团任职,国家二级演员,专业是音乐剧演唱兼团长助理,运营总监。“我还考上过《歌剧魅影》的C组,可惜A组演员几乎一场不落地演完全部,B组都等不到机会,何况C组……”

  2008年之前,中国的官方语汇中没有“世界音乐”的存在。而在西方,“World Music”这个以西方视角为主体的词汇在诞生之初带有歧视性,原指全球各民族(尤指非发达地区)的民族/民间音乐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推广“非西方音乐”而走红全球。

  随着时代变迁和它宽泛而模糊的定义,有民族音乐色彩的音乐都可归入“World Music”的范畴,因此西方文明居高临下的意味渐淡。这个词成为了“没有评判的聆听标准”,表达了各民族被尊重,被认可的文化多元性。

  这一年,上海世博局发现中国的民族音乐也可以被归入此范畴。在中国音乐研究中心的田青教授、上海音乐学院萧梅老师等专家学者的正式提议下,“世界音乐”的概念诞生。而早在1851年印尼携“加美兰音乐”(Gamelan)参加英国伦敦的首届世博会时,工业时代鼎盛时期骄傲的人们就开始意识到,能代表国家的除了科技结晶,还有独一无二的民族的声音。

 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,杨光磊发现除了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流行音乐,比如韩国的Super Junior,中国香港的郭富城,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带来的都是带有符号性的本土民族音乐。

  世博期间他在欧洲馆“睡”了大半年,印象最深的是格鲁吉亚国宝级团体“鲁斯塔维合唱团”。“大部分合唱团都是指挥上去站好,其他人根据他的位置站位。这支乐团的所有人都是一个一个上场站位,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严谨的方式。他们全体佩刀和子弹(空壳)登台。半夜舞台搭完,他们开始走台。当第一个男高主旋律的引子过后,便是响彻云霄的和声,那种感觉太震撼。”

  很巧的是,橘子树发虫用什么农药?,不久后杨光磊在卑尔根的一座500年老教堂再遇这支乐团。“当时的主持人是这样介绍这支乐团的:当他们的歌声响起,魔鬼和天使都回来现场聆听,并祈祷!”2013年的世界音乐季现场,他再次请来这支乐团,演出地点亦特意选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建筑——基督国际礼拜堂。

  时间沉淀记忆,但音乐自有其神奇处。“每个旅行我都会尽量和当地人接触,日后再听到当时当地的音乐,我会立即想起这个地方,如同重新走进这个国家。”

  和气味一样,音乐具有直接唤起记忆和想象的魔力。以上种种,让杨光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落幕,离开世博局的支持后,决定把世界音乐周继续做下去。

  在这之前还有一个让他信心膨胀的插曲。世博之后,广亚会请他做“丝路上的音乐之旅”音乐节。杨光磊请了18个团,演了28场,赚到第一桶金。

  但真的轮到自己做音乐节是个很“恐怖”的事。2011年,“所有悲惨都落到这一年”。

  之前上海世界音乐周用的都是世博的安保,正规军,安全无虞。2011年是杨光磊自己找的安保,“800多张票现场来了10000多人,门口全是黄牛在抛票”。

  “这一年的5月18-21日,上海下了80年同期未遇的豪雨,所有音响设备都泡水报废了。” 杨光磊和当年的未婚妻高霞欠下设备供应商巨款,只能请求家庭帮助。“我妈气坏了,他们那辈人觉得房子是唯一留给孩子安身立命的东西。”

  还清赔偿后,那位设备供应商与杨光磊合作至今。大水里泡出长久的信任,以及他后来养成音乐季开始前半年吃素(并不严格),不参与任何赌博性质的活动(包括股票),希望把好运气都用在祈祷音乐节好天气的习惯,都是后话。

  杨光磊的家里是有点底子的。他奶奶宋文珍是大名鼎鼎的宋氏后裔,曾经埋了很多金砖在家宅下面。奶奶百年后再去找,自然荡然无存了。在动荡的年代他们从宁波举家迁徙至上海当年位于英租界的九江路,那块地后来变成《解放日报》的所在。

  有件小事他一直记得。小时候家族聚餐,他跟奶奶去买菜。“奶奶手上戴了一只大钻戒,戒托是24K黄金。塑料袋一钩,钻石滚到窨井盖下面去了。看得见,但是要捞得把井盖掀起来。”老太太看了一眼井盖,拉着杨光磊回家去了。“走,很多人等着吃饭。”

  回到家奶奶把戒指的事一说,“我的大伯母嗖一下冲了出去”。和房子下面的金砖一样,钻石自然也早被别人捡去了。

  “我奶奶就是这么个人,她跟我们说,我们家的子孙都应该追求自己想做的事,不用担心未来,因为祖宗留下的福泽足够。”

  杨光磊的母亲和继父又是另一个故事。不希望儿子太过冒险的母亲杨伟莉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其丈夫倒是做过一次遍布全国的大冒险。

  “我继父张坚曾是浙江省相声轻音乐团(现为浙江省曲艺杂技总团)的团长兼指挥。八十年代,妈妈和他两个人搭着国有乐队班子,带着毛阿敏、刘晓庆、林依伦等明星全国巡演,每年都是过了正月十五才回家。”他对《小蝌蚪找妈妈》强烈的感同身受,和对各种《摇篮曲》的深恶痛绝都因这段经历而来。“唱完摇篮曲,妈妈就要很久很久才能再见到。”

  那个草莽年代,人们还分不清也不在意巡演与走穴、巡演经纪人和“穴头”之间的区别,杨光磊父母的冒险之旅可以写一部丰富的口述史。

  “现在让我想,只有做世界音乐这件事是有意义的,成立公司什么的都没有。给人打工肯定比自己做企业快乐。”

  自2008年至2019年,上海世界音乐季办了14届(现名雪佛兰天地世界音乐节,今年的音乐节将于9月7-24日在上海、重庆、佛山、武汉四地举行),存在的形态一直很独特,一看就是赚不了什么钱的营生。

  每年音乐季期间,它在上海(后来陆续进入其它城市)各公共空间遍地开花,重要场次也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。无论来的音乐家多么珍贵难得,绝大多数场次均为免费观演。

  这样做有利有弊。弊很明显,分散的时间和场次、开阔的露天舞台不利于培养观众黏度,受众的定向性也会较差。利在于能接触到更广的人群,杨光磊相信,“只要是好的音乐,路过的人一定能听出来并驻足。音乐节每次都会有无数感动的留言,也会在某一场演出中突然有很多观众在流泪。”这些种种都推动着这种音乐形式的流淌和延续。

  非音乐季期间,他和公司伙伴常年坚持在上海陆家嘴搞一周一次的免费音乐会。“白领们路过那个空间,听到音乐,呼吸的频率都会改变,真的。”

  做演出,从来难以预测观众的反应。音乐市场中非常小众的世界音乐从业者尤其无法避开这个问题。但现实常常给他和其他从业者信心,音乐不分国界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。

  一个例子是“战马时代”(另一家专做世界音乐的公司)的员工告诉我的。最近,他们在离青岛市区一个半小时的郊区办了一个音乐节,来的多为当地居民。令工作人员大感意外的是,当图瓦共和国的女歌手珊蔻(Sainkho Namtchylak)登场时,下面的观众不但没有被她先锋的音乐吓跑,还渐入佳境,与她一起轻松摇晃身体。没人能听懂她在唱什么,了解图瓦共和国为何物的观众想必亦不多,但人们还都保有有分辨有趣音乐的能力。

  做了那么多年世界音乐,有两支乐团给杨光磊留下深刻印象(当然并不止两支)。

  一支是图瓦共和国的“恒哈图”(Huun Huur Tu)。关于这支乐队无需多做介绍,他们是图瓦音乐走向世界的第一支也是最重要的一支乐团。“有意思的是,刚进入西方视野时他们全部使用民族乐器,后来的十年在西方公司的包装下又全部改用西方乐器。再后来你看他们的乐器又全部变成民族的了(除了一把吉他),而且都是由一位成员手工制作。”

  其变迁过程,亦是“世界音乐”这个概念在突变的语境中自我调整和自我发现的一种应对,结果还不赖。杨光磊欣赏恒哈图的老爷子们,有一个问题多年来“问过他们无数次”:“怎么在不同的演出环境保持状态?”一次老爷子们演到喉咙状态不佳,杨光磊带他们去极乐汤洗澡。“他们跟我说,唱不动的时候,就要回去待一段时间,在家乡重新感受过辽阔才能继续上路。”

  还有一支来自非洲的鼓乐团,以国家为名,就叫“布隆迪国家青年鼓乐团”。他们所击打的鼓只只分量不低于25公斤,有的甚至达到56公斤(因超重无法上飞机,乐团便以礼物相赠的方式把它留在了公司办公室),以完整的树桩制成。“演出时他们可以行进200米,把那么重的鼓顶在头上,一下下地用脚去踢头上的鼓。看过这样的鼓乐和鼓舞,其它的鼓都不要看了。”

  布隆迪鼓乐是世界音乐迷人的典型例子。它不仅是击鼓和舞蹈,也是这个非洲内陆小国代代相传的祭祀与祈福仪式。如同化石般的神圣仪式中蕴藏厚重的民族史,给观众的除了惊叹,还有极丰富的想象和探寻空间。

  杨光磊最后分享了一个小故事,很有意思。还是刚才提到的阿西夫·阿里·汗,他是苏菲派的卡瓦利(Qawwali,一种循序渐进的传统音乐形式)大师。

  中东的富人们喜欢以往台上扔戒指、宝石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,因此当阿西夫得知中国的演出是在公开场合,非常高兴。演出前他特地摘下手上的十五六只戒指,准备接受上海观众的戒指。

  “没想到一只也没有收到,他可沮丧了哈哈。”那场演出癫狂又勾魂,又唱出很多观众的泪水。文化如此不同,但音乐相通。

  与商业地产品牌新天地合作(新天地提供演出场地),并于2016年接受雪佛兰冠名后,“上海世界音乐季”这个品牌总算驶入平稳运作的阶段,杨光磊不用再依托和刺激到老父老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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